本文发表于《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摘 要] 2019年11月23日，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举办了两岸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会讲。会讲由海峡两岸国学论坛发起人、筼筜书院院长王维生先生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王子今，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荣退教授暨兼任教授、厦门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潘朝阳，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韩必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朱小健，共同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国学的现代转型与未来发展”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了相互交流。对于在新时代的社会发展环境下，国学如何进行现代转型，中西文化如何进一步交流互鉴，在新媒体、全媒体的背景下，国学如何更好地传播等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与见解。

[关键词] 国学；新时代；现代转型；未来发展

[中图分类号] B2；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2991（2020）02-0032-11

主持人王维生：欢迎来到筼筜书院讲堂参加今天晚上的海峡两岸名家会讲。今天上午，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在筼筜书院隆重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百余位学者再聚筼筜，开启一年一度的海峡两岸国学论坛，可谓高朋满座，贤者云集。按照惯例，每年的两岸国学论坛都会安排一场两岸名家会讲，我们希望不断再现鹅湖之会盛况。去年的会讲在网上就有二十几万人参与，影响非常广泛。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参加本届论坛的四位重量级嘉宾进行会讲，相信这将是一场精彩的对话，一场精神的盛会。今晚的会讲与对话将通过凤凰网国学频道向全球直播，欢迎各位网友在线观看。

  下面，我先介绍参加今晚会讲的四位老师，他们是王子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原会长；第二位是潘朝阳教授，他是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原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侨教学院院长；第三位是韩必霁教授，她是高雄师范大学副教授，留美博士，原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分校教授；第四位是朱小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学院教授。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

  习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必须世代传承的文化根脉、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深厚基础。当前，中国之治的文化力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对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面对新时代、新环境，国学如何创新，如何进行现代转型，包括随着新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国学的传播手段和方式如何转变，这些都是学界、社会各界十分关心的。所以，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国学的现代转型和未来发展”，今晚我们将与各位老师一起来探讨，在当前新时代的环境下，国学如何进行现代转型，中西文化如何进一步交流互鉴，在新媒体、全媒体的背景下，国学如何更好地传播等问题。当然，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国学的核心是什么？下面我们有请王子今老师来谈谈国学是什么，国学的核心又是什么？

王子今：有的学者认为，“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这样的说法，我个人不是很同意。尽管提出这样论点的有一些是我们很好的朋友，我们很尊重的老师，但是从学术逻辑的合理性来讲，从我们对整个古代传统学术的认识来讲，这样的说法不是非常合理。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

  儒学本身曾经有过多次的历史变化，从孔子时代的儒学到孟子时代的儒学，其实已经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到了董仲舒的时代，汉武帝和这位儒学大师合作，在全国推行所谓“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这样一个文化运动。这样一个文化更新的历史事件影响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文化史走向，使儒学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导向，其他学术则走向衰落。儒学的社会影响力、文化影响力，特别是它在政治格局的形成、政治权力的施行、政治日常操作、整体政治生活内涵中的影响力不断强化。有些人认为孔子之后都是儒学的继承者，但孟子的学说被列在经学里面，荀子的学说被列在子学里面，这在历史合理性和学术合理性方面是有问题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学术的主体内容，中国文献大致的基本总构成，在汉代就有个图书分类法，到了隋代，《隋书·经籍志》又提出了新的分类方法，就是经史子集的方式，这时经学形成了独立的个性，和其他的学说界定也非常明朗。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隋书·经籍志》提供的经史子集四个部分的总量里面，儒学占的比例不到1/4，部数只有1/5，卷数也相当少。我们看到，史部内容相当多，有很多学者提出“六经皆史”的说法，长期以来经部很多书是很多学者研究的，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继承，非常繁荣。两千年来的研究论著，到了清代，已经相当丰富，但是里面主要研究对象有些其实是历史。《春秋》实际上是孔子所写的一部鲁国的历史，《尚书》是上古时代的历史资料，本身就是史学的内容。后来也有学者认为，经史本来就是分不开的，就是一家的，多位著名的学者也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和论著。我们再看国学这个名号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是在清末中国传统朴学受到严重冲击以后，西方学术进入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社会的思潮的时候，儒学的地位下降之后出现了“国学”这个名号。但是民国时代，一些很有影响的国学家，他们研究的学问其实也并不主要是经学。鲁迅就曾经称赞王国维先生，说他写的《流沙坠简》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其最早是西方探险家发现的写在木片、竹片上的文书，王国维根据所获得的照片资料进行了整理。王国维这部书是百分之百史学的论著，鲁迅说，他这部书才能称得上国学，他这种人物才能称作国学家。实际上我们再看早期的国学大师们，他们的研究对象也更多关注史学和古典文学，对于经学的兴趣，对经学的关注，已经明显降低了。

  我个人以为，我们讨论国学的核心的时候，说它是儒学；我们说儒学核心的时候，说它是经学；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可以修正的。特别是我们面对新时代，面对现代变幻莫测的社会生活、社会趋向的时候，应当有现代的眼光、全球的眼光、更宏阔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的学术。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很多研究国学的朋友也注意到国学的内容里面包括大量艺术的、文学的内容。现在很多家长指导自己孩子进行国学启蒙的时候，其实并不主要关注经学，人们会关注它周边一些比较容易被大众接受、被小孩子接受的内容。还有一些像《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这些都是出现年代相当晚的，一些可以作为儒学的普及性教材。王国维认为，我国古代的教育也是可以分成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他提出这个观点时，是现代西方教育模式已进入中国、影响中国社会的时候，小学、中学、大学阶段性教育形成影响的时候。我简单介绍一下汉代的小学，汉代就有小学这种说法，汉代的一些书籍成为《小学》的主要教材内容。《小学》非常重要，在《汉书·艺文志》里排序，它在儒学经典里紧跟着《儒林经典》。《小学》是识字课本、算术书，我们通过汉代典籍，知道我们对古典教育曾经有个误解，以为我们古代启蒙教育就是学习儒学经典，就是道德教育，其实不然。我们从研究汉代经典得知，汉代的小孩子，他们除了接受启蒙教育之外，还要学习数学和地理知识等，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中学学什么？王国维说，汉代的中学学的是《论语》和《孝经》，这是儒学里面比较浅显易懂的，比较基础的道德教育，他说，汉代的大学，就是“五经”和“六艺”，就是儒学真正的经典。我们回顾中国教育史，也许可以为我们的国学教育提供一定的启示。

王维生：我理解一下王老师刚才的阐述，大意是说，“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这是一个在学界流传很广的说法，实际上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广义的国学范畴应该更广，我记得葛兆光老师的一篇文章观点与王老师非常一致，他认为，儒学只是国学的一部分，因为从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来看，儒学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是随着中国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尤其宋代以来，在文化演变中，儒释道三家成为主要的流派，其他诸子百家慢慢淡出了。尤其像王老师刚提出来的，在新时代，儒学需要与时俱进，这也是本次论坛的一个主题。现在“转型”一词非常流行，而为什么要转型？转成什么样？它的方向是怎样？我想很多人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转型？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社会正在进行现代转型，文化应该随时进行现代转型。进一步来说，学术的转型如果有可能比社会的转型更早一步的话，也许会更好一些。所以，站在这个新时代，我们传统文化、国学或者儒学要如何进行现代转型，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下面我们有请潘朝阳教授来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在新时代，或者当下，国学或者儒学如何进行转型或者转化，有请潘老师。

潘朝阳：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传统的说法，即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王老师表达了我们应该要思考的是于现代来反观国学，应从百家争鸣，也就是学术多元的方向和角度加以思考，也就是国学的现代转型宜重百家争鸣和多元特色。我的看法则是如果就中国学术的传统之探讨而言，为什么说国学的核心是儒学，那是因为我们中国历代的政教，须就历代朝廷制度来看政教之施作，纵许在佛学兴盛的时代，比如唐朝，其政治制度和国家教育是根据什么来创立呢？其实，那个时代的礼制文化是根据《五经》（或说《六经》），亦即通过儒家经典的内容而成为国家的一套体制。唐朝王室不必然皆是佛教徒，他们却支持出家人，皇室支持佛教、支持僧侣译经，而且由于唐之王室姓李之故，他们也支持道教和道家，可是在国家政治的实施推行，则必须依据儒家的经典和思想。同样的道理，在民间社会的教化上，一般庶民百姓，可以信道、信佛，但是家庭伦理，却必须依靠儒家伦常。不可能按佛法那一套，若是根据佛教，那岂不全国人都出家成为僧尼？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国学的现代转型须严肃思考儒学要如何转型才有现代的意义，如果依中国的传统，国学的核心之儒学是不能被轻视，更不能断灭的。汉武帝即位，逢秦政之法家之弊，再又历消极无作为的黄老之术，汉朝整体国力已显其衰微之势，将不足以安其内而向外应对匈奴，武帝必须进行“更化大政”，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建议，展开“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新政，以儒家经典的思想治国，在朝廷立“五经博士”，并且又置“五经博士弟子员”，始立汉朝的基本政道之核心，据此树立政统，也据此而实践学统，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就根据儒家之经学治国设教，所以两汉四百年，就是“经学的两汉”。然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也不是把其他的诸子百家都废弃掉，而是在国家层级言，必须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中心思想，需建立刚健恒常可行的国家之文化大方向。秦选择法术之道，不旋踵而亡；汉初选择黄老，实不足以持久为国；汉武帝选择儒学，两汉因而传诸长远，甚至今日中国仍然具有经学精神的“汉官威仪”。

（潘朝阳：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台湾台北10645）

  然而经学作为政教的主体，传承已久，亦有其弊端，孔子就说过外在的礼乐，如果丧失了它内在的本质，就成为没有真生命的外壳。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此即是说一旦人们遗失了仁心仁德，那么外在的礼乐文制就会僵化、隘化，反过来变成“吃人的礼教”。再者，就治国的政道而言，也关系着为政者是否以仁心来实施仁政。孔子说过：“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此句意思是说为政治国，重心是“仁让”，以“仁让”的精神确实施政，才能使天下大治，若无“仁让”，则一大套外在的礼乐文制变成捆绑约束压制人民的工具，反而成为暴政。譬如以前的封建时代或北洋政府时代，不是隆重祭孔？也嚷嚷要复兴国学，但却是极大的反讽。今天我们说国学亦即儒学的现代转型，须配合现代的国政内容和社会生活之转化而来思考，我表达个人浅见。

  我们讲到国学及儒学，包含着“学”与“教”，也就是需分别讲明儒学和儒教。此处所谓儒教，不是宗教之教而是教化的意思。我们先就学术本身、学术的研究本身，高端、高层次的方向来说儒学要怎么去转型。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转型不是完全转掉或完全抹掉，转得连我们自己都没有自己，那不是转型，而是消灭了。转型是怎么去作文化思想的调适，怎么跟其他文化思想以及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有所交流、有所会通，在这个交流和会通过程中，我们不要忘了自己的主体性。就好比说，佛法东渐，佛法从印度传来，中国有一段长时间是对它“格义”的，有一个慢慢吸收消化的历程，这就是“佛学入中国则中国之”。佛法传进来之前的中国文化思想，是之前的原初型中国文化思想，接受佛法几百年之吸收融汇以后的中国文化思想，就是一种转型的新兴中国文化思想，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数个世纪，中国人吸收会通并转化了佛学佛教，使其中国化，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化思想，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文化思想的转型是成功的。中华民族什么时候又遇到必须再进行转型呢？就是现代。也就是说，清朝衰弱，而西力东渐，欧洲的坚船利炮打进中国，逼迫中国面临了暴力型的转型，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都费尽心思去思考中国人如何转化调适自己来因应大变局而存在发展下去。如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多人笑他说哪里有这种说法，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张之洞的说法也没错啊。他的意思是，我们中国人必须有自己传统的文化脉络、学术脉络、我们的本根、我们的本位，如此，我们用健康和开放的态度，去吸收消化那个时代欧西比较进步的思想学术。到现在，中西文化思想还在交流会通，我们还在吸收西方文化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都涌入中国。现代西方的文化思想如何和中国会通？正如上一回合的印度佛学与中国的儒道之学的格义和融汇是一样的，中国人要有自身的主体性，如果没有这个主体性，如何去吸收西方文化思想呢？相信以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心灵的高度，第二次的转化、转型一定能够成功。

  下面我举例阐释。以《春秋》学来说，在儒家经典中重不重要？《春秋》学当然重要，《易经》和《春秋》是孔子《六经》中最重要的两部大经，《春秋》学事关外王之道，发展之中，先有《公羊传》，再则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以及徐彦的“疏”，于是逐渐地建立了“春秋三世说”的政道之微言大义，此论直至清朝遂有“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加以发扬，再传龚自珍、魏源，接上了清朝中末叶的自强、中兴以及康梁的变法运动，影响了晚清乃至民国以后的中国“立宪”和革命的大思潮和大变革。在《春秋公羊传》里，有“张三世”之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而在《礼记·礼运》一文中则有另一种名词，即“据乱世”“小康世”和“大同世”。习总书记说过，2020年中国将进入“小康社会”，如果用中国儒家传统的话语，那就是努力让中国迈入“小康世”，亦即“升平世”。此种时期，《春秋公羊传》说“内诸夏，而外夷狄”，这句话依据现阶段言之，什么叫做“内诸夏”？那就是中华民族必须统一，也就是海峡两岸的分治之局必须要加以改变，两岸必须统一，这乃是“小康世”（“升平世”）要做到的基本状况，此是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内部来说，中国将要到大一统的时期。而同时，我们也要观察明白这个当代世界，大家知道，当代世界不是“大同世”，不是“太平世”，就国际现状言，当代世界是“乱世”，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地区不是天天都在打仗吗？那么多北非难民奔逃受难于海上，这都是乱世。对中国来说，既然要进入“小康世”，就必须严肃认真地“外夷狄”，此意思就是中国一定要弄清楚当代世界还有谋我日亟的帝国主义。国际帝国主义之侵华，从鸦片战争（1840）一路下来并没有停止，抗战时，中国人民终于击败日寇，但此之后又有美国帝国主义的图谋侵中。所以今天站在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儒家如何转型，儒家学者必须要把儒学和《春秋》结合，并对照于当今之两岸情形以及国际局势，必须要有一个调适上遂以及经世实践之有效用的转型性思考。

  再举第二例子来说明儒家的现代转型。我们需好好细思在国家体制教育之中，特别是国民养成教育里面，要不要有必修的国学课程？要不要有必修的儒家经史课程？以我为例，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必须学习、背诵、默写，称为“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是《论语》和《孟子》的选编，以朱子注为基本。在台湾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文化和思想是肯定的，中国的圣贤之教是内化于我们的生命中的，因此，在国家体制教育中，尤其是青少年的国民养成教育中，国学特别是儒学需要规划成为一个重要的或核心的课程。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儒学不只存在于庙堂之中，它也本来就在民间传播、弘扬、延续，孔子早就创建并普及了平民化教育。儒学从孔子以降就已具有平民性，筼筜书院成立时，召开了首届国学论坛，我就来参加，如今倏忽十年，今年是第十一届两岸国学论坛。十年是什么意义呢？孔子自述其生命成德之历程有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谓“十年”之期，是那么重要且有意义，个人和团体的成长以十年为一阶段。当年我就呼吁筼筜书院应该有大志气和大抱负，就是发下宏愿，要将国学的学习、复兴、弘扬的志业，从厦门一地扩散到全中国，而且更能进入国际。

  再者，还有一项，我认为要呼应现代社会两大趋势，一个是城市化，一个是流动化，就是物流、人流、资讯流，所有传统的儒学文化一定要转化，传统的乡村文化为主的儒学应该转型，他的儒教就是怎么去呼应城市的以及城中小区里的居民，让国学和儒教可在现代性的民间流行。这就要去思考城市的空间和乡村的空间毕竟不太一样，如今城市人口多，乡村人口少，书院型的国学教育和推展据点应以城市为主；再有一点就是，书院的教育还要针对现代工业化社会人心的疏离以及价值的失落来设计课程。以台湾来说，近三十年，台湾政客和学者拼命强调文化价值要多元化，其实就是“西化”，国民义务教育里面，有些课文或教材竟然谈论男女性关系，甚至是以正面的观点谈论同性恋问题，这个情况尤其在民进党执政下已经日趋严重。如何来对治，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个高度工业化、现代化、人心迷失的状态下拨乱反正，回归我们人的本质，就是往圣先贤所说的，我们自己本来就有的良知，从这个良知我们一起出发，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

王维生：谢谢潘教授。我理解潘教授这段演讲，应该说从客观上来讲，从汉之后儒学实际是我们整个国家治理的哲学基础，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但是，近一世纪尤其是近40年来，中国整个社会、以至整个世界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称之为生长在黄土地的文化，它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文化，那么社会进化到今天，早已跨越工商时代，进入互联网时代，到现在全球化时代，有人称作宇宙时代，整个时代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国家治理哲学基础的国学或儒学，也需要与时俱进，必须进行现代化的转型。这个转型不只要有中国的眼光，还要有世界的格局，全球化的眼光，所以在现代化的转型中，世界格局和世界眼光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我们要请韩教授来谈一谈，新时代我们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或者中西文化如何来进行交流互鉴。

韩必霁：谢谢山长，还有三位博学宏词，以及在场的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上午我在大会上提到过，王国维先生提到人生的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他用宋词来讲，就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怎么理解？我先以我个人的经历来分享，在我们那个年代，台湾学生一进入大学，事实上就准备出国。我们当时对西方文化、西方的思想是非常崇拜的，甚至连我们喝什么饮料都是学西方的。我现在都不怎么喝咖啡了，为什么不喝咖啡，因为喝怕了。当年我很幸运地拿到了全奖到美国留学，学校研究所办公室免费供应美式咖啡，当时觉得能够喝到美国的咖啡是一种无上的时尚，于是我整天地喝，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绝对不能再喝，因为心脏嘣嘣跳，这意味着什么？后来我想，一是体质的问题，东方人的体质不适应；第二是我们文化差异的问题，中西文化的确存在着许多差异。再比如我第一次吃到了美国的通心粉，看到面条都不会粘在一起，我竟然会打电话给我家人，把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联系起来。这些是我当时留学的一些经历与感想，说明当时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去亲近西方，并且认为，西方的东西才是我们要追寻的东西。

（韩必霁：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台湾高雄80201）

  后来就经历了王国维先生讲的第二个人生阶段（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个怎么讲呢，在我留学的最后一年，我经历了父亲骤然离世的悲伤，父亲生病时告诉我，你还是要留在美国，把你的学业完成。可是父亲却永远也没有实现他的诺言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当时对我来说，我真正领略到王国维先生的这一句话的含义，其中的点点滴滴也只有我自己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留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教得也很开心，也真正深入地领略到美国的文化，之后我又回到台湾任教。过了这么些年，人生走到这个时候，就是有另一番风景，也看到了另一番的世界。

  讲到这里，我觉得第三种境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那人”，事实上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存在于我们DNA里面的文化基因，是在我们血脉里面流淌着的文化故乡，心灵精神的故乡。因为我们历代的读书人，特别是150年前的那些读书人，他们救亡图存的这种观念非常之深，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是跟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还有我们文化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为了能够抵御列强的船坚炮利，当时的读书人想破了脑袋，怎么样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怎么样能够中体西用，又怎么样能够从西洋人的文化中攫取到精华的地方，最后走到了五四，也就完全地否认了我们的文化，完全地带来了所谓对西方文化的渴望，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在台湾的这代读书人。

  但是到了这个年纪，我却经历了王国维先生讲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事实上我觉得是一个意义建构的阶段，就是我们的人生都在不断地寻求，也都在不断地定义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我认为我是一个国际人，可能是一个很西洋化、很洋派作风的一个人，但是我们追寻了这么多年，学位拿到了，也看到、遇到了许多良善的美国人。但终归在美国留学时候的乡愁要靠每天晚上翻阅唐诗宋词，我才能睡觉。很奇怪，但这就是当年我在美国求学期间，特别是在失去父亲之后，唯一能够慰藉我心灵的故乡，因此，我把国学定义为心灵的故乡，我们的精神家园。

  我常常跟我女儿讲，要记住我们的文化，我女儿现在在美国求学，当年我辞掉美国的工作，回到台湾来任教，就在这个时候，她在台湾接受了三年扎实的中文教育，造就了女儿现在可以写作中文，而且是繁体的中文字。因此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我这一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让我的女儿亲近了中国文化，让她知道文化认同是什么，让她知道她是谁，她的文化是什么，所以她的文化认同很清楚，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甚至我认为她以后可以扮演架接中西文化交流大使的责任。

  所以，此刻在复兴国学的时候，我认为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更深一点的问题，中西文化需要交流互鉴，但我们的文化根基是国学，是中华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一定要呵护好。谢谢大家！

王维生：谢谢韩老师，她以切身的体会，从亲近追求西方文化，最后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得出结论，国学才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我想，她的经历也很相似我们大陆改革开放这40年在文化观念追求上的一些变化。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是一直强调向西方去学习，我们向西方学习了几十年，确实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至少在经济建设、在技术方面发展非常快，这是举世瞩目的。但是大家总感觉，在精神层面上好像还缺少一点什么，不知道如何来安顿自己的灵魂。而这一点恰好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视的，教人如何安身立命之学，就是我们的国学。所以才有以后这一二十年，尤其是近十年国学和书院的蓬勃发展，我们筼筜书院的诞生也是基于这么一种背景，这也应验了一个历史规律：盛世兴国学！

  前面三位老师分别从国学的核心是什么，从儒学与儒教两个方面，从个人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发表他们的看法，都谈得非常精彩，谢谢三位老师。

  接下来，我们请朱小健老师来发表他的高见，朱老师今天早上在论坛上的演讲谈到了新媒体时代对国学研究以及传播的影响，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就是几十位，但在互联网的那一头，几十万人在看着我们，这就是现代技术，尤其是全媒体时代对国学传播的影响。下面，请朱老师就这个问题再发表一下他更具体的看法。

朱小健：我刚才听潘教授说，我们今天的活动叫做会讲。开会的会，讲话的讲。会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说“会，合也”。会合好像现在是一个词哦，我们会合在一块。但没有这么简单，这个字上面从人，就是一个三角，一撇一捺加一横，这是合字的一半，也是“會”的上一半，但这字底下还从一个字，就是那个“曾”，就是曾经的“曾”。《说文解字》说“曾，益也”，所以这个曾，是增加的意思，当我们会合的时候，跟你一个人在思考的时候，其实是有差异的，会合之后，它有一个增多，又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第二，“讲”这个字也很有意思，《说文解字》对它的解释叫做“和解”，和解是什么意思？说我们两个人打架，然后我们现在不打了，我们和解了？不是这个意思。和解是要把非常多的知识进行综合、调和来解决问题，来说清楚我们要探讨的这样一个对象和范畴，所以我很佩服山长把今天这个活动叫做会讲。“会讲”本身这样的定义就体现了我们今天在做的这个工作。

（朱小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因为我本身的专业是训诂学，言字边一个川，训话的训，言字边一个古代的古，训诂。当我要费这么大劲来讲这两个字的时候，说明训诂这两个字还不是人人皆知，说明我们做这个专业的人工作还不到位，应该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讨论国学，刚刚王教授说这个国学有它的定义，我记得有人说过，国学至少是说我们这个国家自己的学术学问，其实各个国家都有。但我敢说，训诂学这个学问只有中国有，它只能放到国学里面，没别的地方去。那么国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在讨论它的转型的时候，前面对其定义的讨论告诉我们，我们叫它为国学的日子其实还不长，100多年而已。但是，这个国学研究的对象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文化可是有几千年，而且是一直没有中断的。在这个世界上，一直传承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文化有它自己的特征，这个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我们从古到今传承下来的文献来记载和体现的，这些文献包括出土的，包括传世的，它都是我们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刚才王子今教授提到《四库全书》里面有这样那样的文献，而面对文献我们要把它读懂，我们才可以谈得上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说我们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前提是什么？文献我们真的明白吗？还举刚才王教授的话，其实到了汉代时候的儒家，和孟子、孔子的时代一样，其实都叫儒学，但是一样吗？有很多变化。我们今天面临的工作是要了解古代文献记载的，包括儒家学说在内，或者是经学，或者是史学，等等，他们原来和本来的意思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做语言解释的工作，其实我们训诂的工作就做这个。

  对于文献我们至少要做四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我们要还原语境，要把当时他为什么这么说，这么说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第二，要明确语义，当时那个字词，他讲的是什么意思；第三个，要阐释文化，这个字词，首先这个字词本身就蕴含着文化信息，其次用这个字词记载的那些历史，那些观念，很多事实，这些都是文化；第四个，叫传承思想，我们要传承精神，必须先从文字语境到字义，再到文化，再到思想，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工作。对于这个工作，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现代技术来实现我们更深入、更全面，更符合它原貌的一个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开发了一些专门用来做我们中国的语言、汉字记载文献的汉字处理的办法，包括语音处理，简称HNC理论，就是概念层次网络的计算机信息处理的技术。文字方面我们做了三方面：第一，电脑技术可以自动断句，古代的文献是没有标点的，我们今天面对的是现代人帮他标了，但是标得对不对啊，是跟原来的一样吗？有可能一样，也有可能存在问题；我们现在则是可以用电脑来标点，这是依据《尔雅》这个中国第一部词典得来的一个经验。《尔雅》把当时汉语所有的字词给它分成了类，按意义来分类，首先按它代表的事物概念来分类；分成17类，编成19篇，其中最多的那一类叫做普通语词，又分成三篇，《释诂》《释言》《释训》，在每一篇里面呢，又是一条条共同的意义作为一条，比如《释诂》第一条，初、哉、首、基、肈、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全是开始的意思，前面12个字，11个词，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谁都没想到，到今天，用在我们的信息处理技术上，使得我们这个信息技术不但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一个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还改变了我们学习的习惯，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在一定的程度上，它使得我们人类生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学习知识传承文化，成为一个新的形态。

  其次，词义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有了这个处理系统，就有可能像潘教授所说的体现很多的字词曾经的状态。在我们的《唐诗别苑》，就是《诗词别苑》系统里面，我们把中国从古到今的诗词全部纳入一个叫知识库的系统，深度地挖掘那些知识，挖掘出来以后，我们对那些既往的诗人，写过诗的人，他们曾经跟哪些作者唱和，曾经到过什么地方，这些都能自动化处理，提取出来以后，我们就能知道，李白的朋友圈有哪些，杜甫和李白真的是见过还是没见过，等等，这些都是基于我们这个新的技术就可以实现的。但是我要说，技术和学术是一个互动，我们过去认为，技术是我们学术的一个工具，甚至我们认为技术它就是一个器，我们学术才是一个道，是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生活都受到技术的影响，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守正，要把握住我们最原本的那个初心，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要还原语境，要明确语义，要阐释文化，要传承思想，要知道在技术推向整个全球人类发展的大潮步伐中，我们又能够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从《尔雅》推到现在的信息处理这样一个思路，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这个处理技术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山长让我介绍一下，我大概就介绍这些。我认为技术本身是工具性的，它既然出来了，参与了我们的生活，那么之后我们在提升技术的同时，也提升我们的文化。各位朋友，特别是网上观看我们直播互动的朋友，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登录北京师范大学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网站，去找一个古文断句的系统，另一个是《唐诗别苑》，从这切入，体验我们用新技术新媒体来做我们的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途径，试一试，你会爱上它的。

王维生：谢谢朱教授。他介绍了北师大新的技术，我相信将来对国学界、学术界的影响一定是非常大的，因为今天我们现实的生活，应该说无处不受技术的影响，或者说，现代技术已经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想国学的研究和传播也一定不例外。我相信，这种新技术的出现对于我们将来实现国学创新性的发展、创造性的转化应该能助益不少，我们期待这一新技术的应用能给国学界带来新的惊喜。

  前面第一个环节，四位专家演讲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二个环节来讨论。我们在办书院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几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首先要弄懂什么是国学，什么是传统文化；第二就是传统文化有哪些东西今天还好用，或者说还适应的。因为你要开课，你就要有所选择，而现代人都很忙，包括小孩子要来这里学都是用业余的时间，不可能是全日制的，所以是有选择性的教学。那么如何选择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在书院长期运营过程中也要经常思考，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或者是儒学，或者“四书”，与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生活如何才能更密切，能够贴近？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传统文化植根于农耕文明的时代，它有特殊的一些时代背景，而在新时代当中，如何经世致用？它需要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所以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关心，国学或者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它的路径应该怎么走？我也经常不自量力地提出我的看法，我觉得说中国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有一条路径我认为是必须走的，这就是会通。中国文化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从它的几千年发展过程来说，就是不断地会通、融合、发展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新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我一直认为，中外文化的会通应该是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这样的思路对不对？下面来讨论一下。

潘朝阳：其实山长是因为办筼筜书院，亲身接触社会教育，所以有感触。我的看法是，无论在大陆或者台湾，面对城市化的时代，我们在书院谈论国学或谈中华文化时，我们面对的跟我们的祖先面对的既有一样也有不一样。说一样是都在讲学、在会讲，比如宋明理学家他们不仅仅在书院，也在祠堂、宗祠里，在市场等讲学，他们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谈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学，他们不仅说儒学，还讲王官之学、百家学，讲经典、经史子集都有；而另一个方面，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静态的传统社会，可是我们现代书院面对的是现代社会，我们面对的还有没有百家学？还有没有三代同堂？大陆可能还有，但是台湾现在很少。这个意思是说现代社会结构变了，家庭结构也变了，已经不是以前那种聚族而居的情况了。

  举个例子，你看陆象山的家谱，是千人以上聚族而居，聚居的那种情况下，他们有一个宗祠，大家早晚要向祖宗上香，上香的时候，族长就要向自己的族人训话，这在今天就做不到。所以以前的儒家面对的就是这种社会结构，我们今天儒家面对的就是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家人是分开的。面对这样一种家庭组织，我觉得当我们在谈传统国学或者儒学，一定要调适一下与当代对话，特别是对话方式；第二，就是对现在的人来说，我们中国的典籍，包含阴阳五行，对于自然生态环境，对于人与自然的调和，都有一些学问，而不仅仅是儒家才有。比如上午有位朋友讲老子《道德经》，讲生态和谐，那就是道家文化，这些中华文化，是一个珍贵的宝库，需要我们把它们弘扬出来，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思想。就像昨天节气是小雪，但是今天这么热，像初夏一样，地球在发烧，所以生态文明和环境文明的矛盾，究竟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能提供解救之方呢？除了科学技术之外，还有一个人的伦理文化。所以我们传统的国学，不仅仅是儒学，还有儒释道，包含佛学、阴阳五行，里面有丰富的资料。我们在面对当今人类诸多情况下，我们说要弘扬国学，我们应该去重新整理、重新诠释，用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提供给全人类解决方案。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王维生：谢谢潘老师。其他老师有什么其他看法？

韩必霁：谢谢潘老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今天我们的国学要走向世界的话，就是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文化究竟是什么？那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我们就是中国人，我们怎么会不知道我们的文化呢？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国人都要去思考，我们究竟懂不懂我们的文化；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知道他者，他者就是别的国家，就是欧洲人、法国人、非洲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他者、他国，他们究竟要什么，也就是我们一直在用我们自己的语汇跟他们讲，他们怎么样能够消化和消融。这就要求我们思考对接，我们要多鼓励一些实质性的跨国界的文化交流。跨国界交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具备转化的态度和能力，以开放的胸襟去看这个世界，我认为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化有共时性，有共存性，还有共享性，我们要把这三样东西融合起来，才更有说服性。那我们就要想两个问题，一个是可能性的问题，可不可能中西文化会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可欲性的问题，我们想要什么，他们又想要什么，他们想要的和我们想要的，我们可不可以对话？我们人类在21世纪，已经面临更大的挑战，国学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就是我们人类存在意义的丧失问题，每天是被手机奴役或者带着走，我们怎样能让所谓的他者和我们能够在同一个想法里面，也就是只有在异中求同。异中怎样求同？人心是相同的，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喜欢被感谢，每一个人都喜欢被爱，也喜欢付出爱给别人，每一个人都希望他的世界是和平的，即使他们在打仗，他们也希望是和平的，每一个人都渴望这个世界有更多的青山绿水，所以我们从每一个人的渴望中看到全世界人的渴望，也看到我们中国文化的渴望，甚至看到中国文化和西洋人对接的可欲性和可能性。沿着这个方向去思考的时候，我们用一种开放的胸襟去与不同文化独立对话。比如，我的一个意大利朋友来台湾和我开了一个论坛对话，这个论坛叫做从意大利到台湾，讨论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复兴。这位意大利朋友可以讲中文，他讲到一个事情我很震惊，他说他到台湾来学茶道，也去日本学茶道。他发现一个问题，台湾茶道的茶师每一个人在茶席上面都是很赞的，可是很奇怪，有一些茶师下了茶桌之后，人就会不一样，也就是没有内化的问题。所以我想怎么样使得我们了解自己的文化？我认为要用《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来践行，而且我们还要“笃行之”，还要内化之。不能够仅用讲的，不能够下了茶席之后，又是另外一个人，这就是我想说的话，谢谢大家！

王维生：所以修习传统文化必须要内外兼修。

朱小健：山长刚才说了这个对话叫做会通，我也讲到“会”有那个曾，有个增加的意思；而那个“讲”，又有一个互动，讲的右边是个构，构造的构的右边，那个在《说文》里面是交积材，就是互相交流、交叉的意思，就像一个篝火一样。所以我想这个世界的发展潮流必然是一个文明互鉴的过程。同时，我们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其实需要我们去呵护，需要我们去不断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了解。韩教授刚才讲得非常好，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这个论坛并没有主要地去谈论我们的儒学或者传统的经学、史学是什么，而是我们已经在讨论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流互鉴，这本身就是国学的一个转型表现，这个转型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我们应该想怎样更好地转换。

  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样，我们要把它讲清楚。同时我们要用别的民族、别的文明、别的国家的人们所习惯和适应的那种方式方法去跟他们交流，所以你要知道他们的认知模式和习惯跟我们的差异在哪里，了解和适应他们，你自己清楚的东西，他们也就清楚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是我们要有办法把这个文化讲清楚，讲清楚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但是只要我们有筼筜书院这样的千千万万的平台和我们学者、民众的共同努力，这件事一定可以做好。

王维生：朱老师刚才的这段话，我真的深有同感。的确，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地球村的时代，不同文明都有他的普世价值。我们今天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交流和互鉴当中，国学如何来配合我们国家的文化战略或者说提供文化支撑，或者说如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我们的国学智慧，这是国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国学现代转型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王维生：筼筜书院，福建厦门361000）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晚上的议题。我们从什么是国学，国学的核心是什么切入，谈到国学如何进行现代转型，中西文化如何交流互鉴，以及后来继续讨论国学的传播，新技术带来了什么变化，等等。谈的这些都基于这么几点：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至少说百年未有之变局。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直接经历了从农耕文明进入现代21世纪文明的全过程，我们这一代人全部参与其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现在中国方案、中国治理等的提出，我想国学可以成为中国智慧非常核心的东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的传统文化需要与时俱进，需要进行现代化的转换，需要考虑到未来的发展方向。

（厦门筼筜书院戴美玲 邱晓静整理）

［责任编辑 孙铁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