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筼筜铎声| 陈鼓应:我的文化传承从陈家村的尊尊亲亲开始

2019-02-12 16:48    高级管理员    浏览人数:234人次

筼筜铎声| 陈鼓应:我的文化传承从陈家村的尊尊亲亲开始

    2018年11月24-25日,筼筜书院举办第十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83岁高龄的陈鼓应先生先后接受中国青年报和凤凰网国学频道的采访。两篇视角不一,却让读者慢慢走近先生的内心深处。

陈鼓应简介

    陈鼓应,享誉国际的道家文化学者,1956~1963年就读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师从著名哲学家方东美、殷海光;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京大学等,2010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座教授”。

    他撰写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已行销四十余年,成为研习老庄的经典读本,并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出版发行;他主张的“中国哲学道家主干说”影响日益广泛。

       2018年11月末,陈鼓应应邀参加由筼筜书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等主办的第十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我设想过很多次与这个级别的学者初次见面的场景,总该是在书院雅致的空间内,总该是先晚辈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总之,该是端庄的。

       从北京出发,已是凛冬,抵达厦门,秋日正好。筼筜,一种生长在水边的竹子,节长而竿高,以筼筜为名的书院自然遍植竹子。论坛开幕式在书院讲堂举行,需要穿过一片竹林,走着走着,前面一个衣着普通、个子不高的老人,突然毫无征兆地回头跟我说:“这样的竹林真好啊!”然后,开始一路跟我讲这儿的环境如何,如何适合读书;而一脸茫然的我只想问,“先生您哪位?”

       到了讲堂,主办方见到老人,赶忙迎上来,称“陈先生”。作为“脸盲症”深度患者的我才意识到,要采访的人就是他。

       陈鼓应,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任、台湾大学原教授。而对一般读者来说,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能在中华书局出版《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周易今注今译》的学者,那该是被仰望的。

       对陈鼓应的采访中断了很多次,83岁的老人并不能支撑太久的对话。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断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讲到眼眶湿润。那时候,老人还是少年,在福建省长汀县河田镇南塘村念私塾,“整个村子都姓陈,陈家村充满了‘尊尊亲亲’,我的文化传承由此开始”。

在乡下,《论语》是吟唱的,四季是可触的

       陈鼓应名字中的“鼓”,取自鼓浪屿,因为妈妈在鼓浪屿怀的他,“应”则是辈分,由于出生于漳州,小时候,大人都叫他“漳生”。出生于1935年并不是一个好时候,日军侵略的铁蹄步步紧逼,在陈鼓应幼年有限的记忆中,日军的飞机经常来轰炸,“警报一拉,我们就逃,木头房子烧了起来,平民被炸死”……随着轰炸越来越频繁,年幼的陈鼓应被父母送到长汀县乡下的南塘村,由哥哥嫂嫂照顾。

       福建重视教育,朱熹为“闽学之源”,教育在小村庄也得到普及。陈鼓应在南塘村念私塾,学四书五经和一些诗词歌赋。“有一个老师教《论语》,是摇头晃脑吟唱出来的。”讲到这里,陈鼓应现场唱了起来,也是一样的“摇头晃脑”,那是根植于他的生命、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东西。

       念到小学四年级,战争结束了,陈鼓应回到城里念书,开始接受西式教育,再后来,又到了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故乡越来越远,那个村子只是无数次在梦中出现。

       陈鼓应说:“私塾教育的缺点是没有周末,管教特别严,背不出书要打手心,小孩子贪玩,难免受不了。可那时候学的东西,我现在都朗朗上口。我的老师一辈,方东美、金岳霖,个个英文都很好,但他们也是从小背古书。”

       这些年,陈鼓应在各地讲课、带学生,他很直接地说:“从考博士的论文来看,学生水平在下降。他们看的书太少。”

       如今“国学热”,一时间冒出了不少“大师”,有的是自诩,有的是他封。对此,陈鼓应总爱用一个故事来表明态度:几年前,他和汤一介到山东某大学讲学,吃饭时,有人称汤一介“大师”,汤一介一摆手,正色道:“不要这么叫,我们不配。”

       在乡下的这段经历带给陈鼓应的不仅是知识启蒙,还有一种与自然相往来的处世方式。“打着赤脚在土地上走,四季有一个轮替感。清明、端午、中秋、春节,节日会有庙会,祠堂前会有唱戏的,生活有节奏感,小孩特别兴奋。”

       陈鼓应对清明节的记忆尤为深刻:“20代祖先的墓地都在村庄的那一头,要跨过一条汀江,现在有了桥,以前要摆渡……这个场景在我长大后远渡重洋依然不断回味。祖先崇拜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文化上的尊尊亲亲,家庭血缘的亲和感。”

       有一个学生曾经对陈鼓应说:“陈老师,现在我们都住公寓,每天晚上就像鸟回到鸟笼,白天又像耗子一样四散。”但是在乡下,一草一木都清清楚楚。

       小时候的陈鼓应也许《论语》还没背熟,但他清楚地知道,哪一棵树上的果子可以摘,登上哪个小山坡可以看得最远,边上还有一条小河可以游泳……“这些场景,是我后来想尽办法想回到小时候生活过的村子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因”。

学西哲,“神本主义”解决不了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陈鼓应在台湾大学念哲学系,首先接触的是西方哲学史。前苏格拉底时期各个学派看待世界的好奇心与惊异感,激发了他追求理智的心思;智者的论辩、苏格拉底在广场上与年轻人的对谈,更引发了他的关注。当时,老师和同学们偶尔会将苏格拉底与孔子对比,不承想,这成为自己之后关注的重要议题。

       青年时期的陈鼓应听完课,觉得西方哲学史体系庞大、结构严谨,充满了理性思维,可他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理论体系到最后总要抬出“上帝”,“GOD、GOD、GOD……可上帝走不进我的内心,上帝解决不了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这和我的文化传统有关,和我从小生活在那个重视血缘之亲的村子里有关。我从小接受的是祖先崇拜的人本思想。”陈鼓应记得,14岁那年,在福建上杭县,大家去教堂,跪下去拜耶稣,“我不跪,我觉得我只能拜我的祖宗”。

       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为公元前469年至公元前399年,柏拉图为公元前427年至公元前347年;而孔子则生于公元前551年,老子长孔子20岁,这是一个有趣的时空对比。陈鼓应说,古代中国与古希腊有着诸多“和而不同”之处:古希腊有“雅典广场”,而春秋战国有“乡校”——一个笼罩在神本主义之下,一个则产生于人本思想之中。

       当然,不能说古希腊没有人本思想。智者普罗泰戈拉(约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20或410年)在一部著作里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并在另一部著作开头说,“至于神,我既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可是,由于这一段开场白,普罗泰戈拉被雅典驱逐出境,他的著作也被放在广场上烧毁了。

       1985年秋天,陈鼓应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游览了一个月,“发现西方别有天地”,之后又多次访问欧洲。2014年,他受亚里士多德大学之邀,到希腊参加学术会议,第一次来到心目中“哲学的故乡”。然而,让陈鼓应感到吃惊的是,在德尔斐,他并没有看到苏格拉底论辩的广场,也没看到柏拉图学园,眼前只有一片废墟,在奥林匹亚和雅典卫城也是同样的景象。

       “公元三、四世纪的基督徒,摧毁了希腊文明。从公元十一世纪开始,持续了近200年的欧洲十字军东征,同样非常残暴,并就此埋下了千年仇恨。中世纪的哲学史都在论证上帝的存在,可落实到现实世界,却是如此残酷。”陈鼓应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孔子与老子思想中所洋溢的人文主义情怀。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容易陷入绝对化、极端化的倾向似乎是少有的。”

       孔子和老子都将鬼神放在了比较遥远的位置。《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老子虽首创形上之道论,但他的最终目的仍在于人道的重建——“道”周行而不殆、遍及万物,圣人则取法于“道”。

       陈鼓应说,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神本主义思想,古代中国即便也有宗教信仰,但祖先崇拜仍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事实上,在孔子、老子之前,祖先崇拜就已经是中国人本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子和老子均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传统。老子强调“孝慈”、孔子提倡“孝悌”,都可以追溯至殷商之时祖先崇拜的信仰。

孔老对话,激荡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

       春秋末期,有一场伟大的相遇,孔子问礼于老聃。《庄子》中提到老子16条,有8条是记述孔子和老子之间关系的;《礼记》中的《曾子问》,有四则记载了孔子说到了老子之事。双方都增加了这件事的可信度。

       其实,2000多年前的一次约会,真实与否可以暂且不论,关键在于后人相信这场“孔老对话”,激荡出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生发了绵延至今的人文思潮。

       陈鼓应说,孔老对话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孔子关注人伦教化而重《诗》《书》,老子则将孔子关注人道、礼教的思维提升到了道家的思维,关注人伦以外的天地背景;孔子继承了殷周制度,开启了士阶层的主体主干,老子则开启了哲学的主干。

       “总之,两者都继承了夏商周文明的成果,开创性地开启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生生不息2000余年。在文化上,儒家是主体,特别是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而哲学的理论建构、思想方法的运用以及概念的分析,宋以后的儒家更多吸纳了道家的哲学理论,而道家在宇宙人生的本根论上是居于主干地位的。”陈鼓应说。

       老子和孔子都继承了历史的洪流,掌握了时代的命脉,推动了社会的变革。所以,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提倡修己以安人,“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

       当然,孔子和老子,儒家和道家,也有显著的不同之处。举个简单的例子,《管子·牧民》一篇接续了《老子》的记述,提到“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显然,这和《大学》里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序列同中有异。

       但谁也没有把思想倾向绝对化,孔子和老子可看作是思想的两极——相辅相成的两极。正如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所提到的,“两者的差异在于,老子直接通向道,而孔子则是间接地通过建立人世间的秩序来实现的,因此,他们只不过是同一个基本的见解所产生的相反的实践结果而已……虽然两位大师放眼于相反的方向,但他们实际上立足于同一基础之上”。

       陈鼓应将这一点概括为“和”的精神:《论语》中讲“和而不同”,道家也讲“三和”——天和、地和、人和。正是“和”的精神以及鲜明的人文情怀、人本精神,确保了中国思想始终具备开放性与包容性。

       采访结束,陈鼓应走出书院,又回到那片竹林中。他已经记不清楚上一次回南塘村是什么时候,也许,那里也有这样的竹林。

       那时候,父母都在城里,陈鼓应并不能经常见到妈妈,于是,他很喜欢爬上一座在孩子看来很高的小桥。“黄昏的时候,我特别想妈妈。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我也不会写信,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看我。有时候想得不行,我就站在桥上,跳下去,又爬上来,再跳……有一次,油菜花开了,我盼望着母亲能出现,结果,她真的从远处缓缓走过来了。”

       讲这些时,陈鼓应并没有看我,他的眼前也许又浮现出了那片油菜花田。每一个老人都曾是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孩童,孩童长大成了享誉中外的大学者,只是,母亲再也不会来了。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作者:蒋肖斌